最近热播的古装剧《梦华录》，讲了三个女子前往东京开店的故事。小小年纪升级打怪般的操作，让观众多少都有些热血沸腾。然而，回到现实，如果三个女子去东京开店，真的有这么容易吗？
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记者 臧 磊
开店后，她们要面临什么
在《梦华录》中，赵盼儿面对前来找茬的同行，说了句，她是在行会里挂过号的。这倒是真的，如果想在东京开店，第一步就是去参加行会，拜访行老。行老是行会的头目。
行会出现在唐代，到宋代空前活跃，数量也由唐代的170行增加到400多行。
行会的存在，除了沟通同业之外，还要担负官府行役，而行役中最重要的是科配，即强制性分派。行户承担的科配包括“强买”“强卖”。“强买”，即每年由官府制订所要购买的品种和数量，按计划摊派，要求“给限供纳”；“强卖”，即官府强行分派剩余物资，由行户负责销售。不管是强买还是强卖，一般都必须保质保量完成任务。
熙宁七年(1074年)三月，正值江浙受灾，米价昂贵，京城糯米极为短缺。官府就向米行下发强买任务，但买价却定为涨价前的价格。米行有个叫曹赟的，因为低价收购不到糯米，完不成“糯米五百石”的任务，最终上吊而死。
至于强卖，官府会将难以出售的茶、盐、酒等官榷物品配给行户代销，如宋孝宗时，“积压年深、以致陈损不堪食用”的陈茶，“多是科抑铺户，或令拦头入数出卖，拘收价钱”。此外，还有酒、米、麦等物，强制卖给行会，并且还要求利润有所保障。
作为首善之都，东京开封是行会管控最严厉的地方，官府的强买强卖行为时有发生，对行会的盘剥是外地州军的十倍以上，“凡诸行陪纳猥多”，赔得很惨。
假如《梦华录》里赵盼儿、孙三娘她们去东京开店是真的，那么，她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来自官府的这种“科配”。
同时，赵盼儿还需要面对大茶商的挤兑。大茶商是行会上层，利用中小商人没有的经济力量操纵物价，控制货源和商品批发权。
王安石就曾对宋神宗说：“兼并之家，如茶一行，自来有十余户，若客人将茶到京，即先馈献设燕，乞为定价，此十余户所买茶更不敢取利，但得为定高价，即于下户倍取利以偿其费。”
也就是说，茶叶到京，须先低价卖给大商贩，请他们给茶叶定一个高价。如此一来，开茶楼、卖茶叶的，就只能以高价购买茶叶了。
赵盼儿她们从茶行的渠道买茶叶，买到的肯定就是高价茶，利润空间便会变小。
除了高价购买茶叶外，赵盼儿还要面对众多同行的竞争。
古代早期的茶馆，多仅供行人与过往商贾歇脚解渴，目的性单一。但到了宋代，茶坊已兼具商务交易、会友、信息传播等功用。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记载，秦桧的孙女崇国夫人有一只极为宠猫走失了，立限临安府搜求，衙役买通了夫人家的下人，询问这只猫的样子，绘图贴于茶肆，因茶肆人来人往，流动性大，消息传遍全城，猫也很快就找到了。
宋初，汴京城内开设众多茶坊，甚至在偏僻的乡村小镇也有茶坊。北宋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便展现了东京开封城茶坊酒肆生意兴隆的繁荣景象。
做生意，还是要有手段
电视剧《梦华录》中也给我们展示了赵盼儿她们的经商头脑。的确，做生意要有手段。电视剧中展示的手段在宋代其实也是真实存在的。
“有张卖面店隔壁黄尖嘴蹴球茶坊，又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，大街车儿茶肆、蒋检阅茶肆”。这是宋人吴自牧《梦粱录》中记载的宋代城市临安茶肆林立的情形。其中“一窟鬼茶坊”便是一位女性开设的。
茶坊名“一窟鬼”，来自宋话本《西山一窟鬼》，这是宋代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，也是说书人百说不厌的话题。这一故事讲述的是王婆为秀才吴洪说媒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怪事。开设这家茶坊的王妈妈使用这个奇怪的名字，既神秘诱人又凸显特色，成为当时城市里“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”。
而在《梦华录》剧中，赵盼儿也给茶楼取了个“半遮面”的店名，这个名字用在北宋初年，是很讨巧的。如果用在宋中后期，对士大夫的吸引力就不够了。
和“一窟鬼”相比，“半遮面”这个名字来自更为雅致的诗词。这个店面取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诗句。白居易在唐代就普遍受到颂扬，宋初更甚前代，尊白学白成为当时文坛的一大特色。仁宗朝“西昆体”诗人中，杨亿、晁迥等都曾学习“白体”。但到了宋中后期，白居易的“浅俗”诗风受到质疑，对他的评价大大降低。
而宋初，以“半遮面”为店名，既借了白居易的诗名，也点明了店内有“琵琶女”，大俗大雅，且有巧思，接受度不会比“一窟鬼”低。
在剧中，为凸显“江南第一琵琶”，赵盼儿她们还将宋引章打造成“钱王妃座上宾”的形象。这一招“拉虎皮做大旗”果然管用。而在宋代，也的确有商家使用过这一招来招揽生意。
当年苏轼贬谪海南，邻居是个制卖馓子的老妇人。她几次三番请苏东坡为她做诗扬名。《戏咏馓子赠邻妪》即是苏轼应邀所写：“纤手搓来玉色匀，碧油煎出嫩黄深。夜来春睡知轻重，压扁佳人缠臂金。”一经此诗传播，老妪的馓子大受欢迎，招来了众多的食客。
和这位老妇人相比，生活于两宋之交的宋五嫂的故事更为轰动。宋五嫂本是汴京人，家里原是开酒楼的，她自身也烹制一手好鱼羹。南渡后，她寓居临安苏堤附近，靠这个手艺过活。淳熙六年(1179年)，太上皇赵构乘龙舟游西湖。宋五嫂一口汴京腔的叫卖声吸引了他。赵构遂命宋五嫂制作鱼羹。赵构尝了口，还是家乡的味道，不由地百感交集，当即赐钱千文、银钱百文、绢十匹。此后，宋五嫂在钱塘门外开设门店，时人争相尝鲜。有人作诗说：“一碗鱼羹值几钱，旧京遗制动天颜。时人信值来争市，半买君恩半买鲜。”
除了炒作手段，赵盼儿她们还要具备一定的社会经验。
《随隐漫路》记载了一场发生在临安的骗局：“有少年高价买老妪绢，引令坐茶肆内，曰：‘候吾母交易。’少焉复高价买一妪绢，引坐茶肆外，指曰：‘内吾母也，钱在母处。’取其绢，又入，附耳谓内妪曰：‘外吾母也，钱在母处。’又取其绢出门，莫知所之。”少年两头骗，将两位贩妇的绢布都骗走了。
作为一家店铺的掌舵人，赵盼儿她们必须具备一定的识破骗局的能力。
女商人，在宋代成功得不多
剧中，编剧为赵盼儿她们安排了底层身份：赵盼儿为脱籍的乐伎，孙三娘是离异妇女，而宋引章仍是在籍的乐伎。以这样的身份做生意，是符合历史现实的。
武汉大学的柳雨春、杨果曾对宋代商业中的女性境况进行了分析，发现经商女性多处于社会中下层，其经商的主要驱动力是生计的需要。
宋明理学的“存天理灭人欲”“饿死事小失节事大”等观念给后世留下了“宋代女性地位低下”的刻板印象。但宋明理学虽然在宋代产生，真正对实际生活和日常风俗产生影响实际上是在明代，宋代对于女性守节的要求并不十分严苛。而当时浓重的商业社会气息，给平民妇女提供了许多机遇，让她们可以参与到更多的商业活动中去。
赵盼儿她们以底层的身份去经营一家茶坊或酒楼，就当时的社会氛围来说，这样的身份反而给她们提供了伦理道义上的“合法性”。
据学者统计，宋代女性经商者，大多做的是小商小贩，“陆拾枣栗，水捉螺蠯，足皲指秃，暴露风雨，罄其力不过一钧之举，计其价仅足一日之食”，贩妇们为一日三餐而奔波。
还有部分女性，生意做得略大一些，开设茶坊、旅店、酒店、药店。但能将生意做大的，并不多见。像上文所说的“一窟鬼”茶坊女老板和宋五嫂鱼羹店，算是成功的了。
与电视剧中光鲜的茶坊老板娘形象不同，开设茶坊，可能也只够管温饱。淳熙年间，福州城西居民游氏，“家素贫，仅能启小茶肆，食常不足，夫妻每相与愁叹”。小茶馆利润很少，养活不了一家人。店家夫妇每每愁眉相对。
在电视剧中，赵盼儿想改弦易辙，做酒楼生意。事实上，汴京当时实行“榷曲法”，对酒的生产与买卖实施了垄断政策。酿酒者须向官府购买酒曲配额。买了配额，才可以酿酒、卖酒。北宋中期，汴京约有70家酒楼可以酿酒。赵盼儿要开酒楼，就必须从这70家店买酒。官府为了多赚钱，就多向市场推酒曲配额。酒户买了更多的配额就得多酿酒，而市场就那么大，酒越多，价格就越便宜。有时候，卖酒钱都不够买酒曲配额的钱。宋仁宗时期，“京城富民刘保衡开酒场，负官曲钱百余万，三司遣吏督之，保衡卖产以偿”。刘保衡开设酒场，到最后反而欠下官府百余万钱，最后卖掉家产才还清官府的账。
宋代文人叶适在《朱娘曲》中记述了一个经营酒店女性的一生，朱娘家世代经营酒为生，到她这一代，生意败落，让诗人徒生感慨。
赵盼儿改做酒楼生意，如果没有其他“花头”，只卖酒的话，生存压力怕是更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