围棋是中国古老的智力博弈游戏。明代学者谢肇在《五杂》中说:“古今之戏,流传最久远者,莫如围棋。”从源头上说,围棋根植于中华文明沃土;从弈法规则上说,围棋高度符合并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思维方式;从本质特征上说,围棋有着深深的中华文化烙印。
那么,围棋是如何产生的?中华文化如何影响了围棋的发展演变?围棋弈法有着怎样的经典思维方式?近日,“道中华”就此话题专访了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。
记者:在中华文化体系中,对于围棋的产生,影响最深远的思想根源是什么?
林建超:围棋自身堪称一个“小宇宙”,就是以自己特有的要素、结构、规则、方式、标准、尺度等,构成了一个区别于其他、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特殊性的智力博弈系统。
但是,这个小宇宙必定是来自它所赖以产生和成长的大宇宙之中。这个小宇宙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,是这般而不是那般,是如此而不是如彼,是因为它是这个大宇宙的产物。而这个大宇宙就是中华文化体系。
围棋的具体起源有多种说法,但从古代典籍记载、考古发现的研究看,围棋应该像中华民族的许多艺术形式一样,不是某一个人的发明创造,而是经过了一个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,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被补充和完善,是中华民族的集体创造和智慧结晶。
围棋起源的思想渊源,最大可能是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、河图洛书、五行学说、周易八卦等。围棋的形制、内涵,又恰恰体现和包含了中华民族这些早期思维成果的特征。
其中,对围棋的形成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周易阴阳思想。
围棋由棋子、棋盘和着法(规则)三部分组成,共为一个整体。几千年来,围棋的形制、弈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,但唯一不变的,是棋子黑白之分,而这恰恰体现了围棋最本源的特点——阴阳对立统一。
东汉班固在《弈旨》里指出:“棋有白黑,阴阳分也。”北宋张拟的《棋经十三篇》也说:“枯棋三百六十,白黑相半,以法阴阳。”“法”,就是效仿,说明围棋是按照《易经》阴阳相分相合相生相变的思想创造出来的。
记者:请您具体解读一下围棋与《易经》之间的紧密联系。
林建超:首先,围棋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形制特征,与《易经》八卦有相合之处。流行于两汉至魏晋时期的十七道围棋,外周为六十四路,与六十四卦之数相合。这当然并非偶然,而是反映了人们对某种数字规则的认识。
此外,《易经》八卦与围棋还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,即都是以图形定式表现运行的状态、次序和趋势。八卦的基本内容是象、数、理、气。“象”,为表象,反映在围棋上就是黑白二象;“数”,为量和序,反映在围棋上,是为黑白子行棋的先后及其中暗含的计算;“理”,为阴阳、虚实之理,反映在围棋中则为合乎规律的行棋之道;“气”,为存在的形式条件,天地有气,人也有气,围棋也如此——子必有气,气畅则盛,气促则危,气尽则亡。
《易经》构建了当时认识中宇宙万物的运行模式,这就是:无极生太极,太极生两仪,两仪生四象,四象生八卦,八卦生六十四卦,以至演生万千。围棋黑白子在棋盘上发散行动,好似太极阴阳按次序图展开推演。日月交替、动静相生、强弱相对……天地之间阴阳两股力量进行着错综复杂的抗衡争斗,围棋正是这种抗衡争斗的形象表现。
值得一提的是,《易经》的思想与围棋之道也有着多方面的密切关联。例如,《易经》的“易”,有“变易”“简易”“不易”的基本意义。
其一“变易”,围棋最大的特点正体现于此。下棋讲究变化、讲究谋略,而忌平直;行棋的变化量为天文数字,可谓变化无穷。
其二“简易”,《易经》强调事物简中寓繁、以简驭繁。对此,围棋也有很好的体现。它规则简明,在简单的棋具上演出繁复的变化、蕴藉丰富的内容。
其三“不易”,事物变化不离其宗,千变万化有其规律。围棋也有棋理,变化而遵其宗。清代翁嵩年为棋手徐星友所编《兼山堂弈谱》作序,对此进行概括:“弈之为言,易也……自一变以至千万变,有其不变,以通于无所不变。”
弈道变化规律与《易经》变化规律如此一致,这应当不是偶然,两者之间有着深远的思想文化渊源。
记者:在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中,棋类也许是最具民族思维特色的载体之一。那么,围棋弈法中最经典的思维方式是什么?
林建超:围棋的弈理、弈道,充满了道法自然、得道为胜、气为本原、天人合一的哲理气息。而围棋的行棋方法,包括着法、定式、规则,不仅体现了博弈规律,更体现了中华民族思维方式。
事实上,《敦煌棋经》《棋经十三篇》等围棋文论,从博弈角度讲,是围棋理论经典,但从文化角度讲,堪称中华民族哲理思想的优秀教科书。
我认为,围棋弈法中最经典的思维方式是辩证思维,也最能体现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主旨和原则。如道胜与战胜、谋势与围地、大局与局部、模糊与精确、中庸与极限、定式与创新、谋略与伦理等,都是围棋奕法中辩证思维的体现。
拿“中庸”与“极限”这对辩证关系来举例。中庸,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理念之一,是儒家对待、处理一切事物的道德标准和思想原则。所谓中庸,就是“叩其两端求其中”。通俗地讲,就是合适、恰当、刚刚好。《论语·庸也》说:“中庸之为德也,其至矣乎!”中不偏,庸不易,指不偏离正确的目标。
围棋受中庸之道影响颇深,也讲究中和思想。虽然“竞争”是其作为博弈类游戏的主要特征,但中庸思想也很重要,就是要在博弈中把握“度”,在“两端”之间选择“中”,贯彻“中和”的思想,把握合适、刚刚好的尺度,从而保持棋局的总体平衡。
但在对局实战中,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允许选择中庸。例如形势不利、争夺激烈和敌强我弱之时,只能采取极限思维,选择带有风险性甚至极端性的走法,打破不利的平衡,形成新的有利的平衡。
那么,这种极限思维与中庸思维是否不相容呢?其实,我们的先人早已给出了答案——不同范畴的事物采取不同的标准,不同性质的事物使用不同的尺度,不同时态的事物要求不同的境界。
现代竞技围棋中,追求利益最大化必须勇于面对风险。围棋是两个人的竞技,风险对双方来说是共同的:一方不按规则出牌,另一方也要陪着冒风险;一方看不清,另一方也未必看得清。传统围棋讲的是看不出好的不能下,现代竞技围棋讲的是看不出不好的就敢下。既要善于以长击短,也要敢于在必要时以短击短,这就是中庸和极限的辩证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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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访者简介:
林建超,中国围棋协会主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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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 | 刘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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